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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秦牧颁旨定三京制，分置南京、北京、西京之时，朝野上下都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因为这有历朝惯例在。

抛开辽、金、元这些游牧民族的国家不算，就是唐、宋、明三朝，也都有两京或四京。为了加强统治，大秦设三京也不为过。

但当秦牧颁旨，要将太庙、社稷坛、皇陵都设在西京时，立即遭到了很多官员的反对。特别是江南的官员，因为这已经威胁到了他们切身的利益。

起初颁旨置西京，实际上是有名无实，大家自然没有多在意。但如果将太庙、社稷坛、皇陵都设在西京，那事实上等于西京才是首都了。

皇帝居南京，太庙、社稷设在西京，此举不但历朝未有，而且让很多官员产生了疑虑，担心秦牧说居南京只是个幌子，将来西京的宫殿建好之后，便会迁往西京，毕竟太庙、社稷都在西京，这是江山社稷的象征，向来都是设于皇城之内的。

江南的官员当然不愿意迁往残破的关中，这会损及他们切身的利益，直白地说，在江南他们是主场，到了关中他们就是客场了，别的利益且不说，到时在朝为官，想回趟老家都难。

但在此事上，秦牧力排众议，决意要将太庙、社稷坛、皇陵置于关中。这并非单纯是因为玄机子风水之说所影响。对此，秦牧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考虑。

养心殿里，内阁首铺司马安为这件事，亲自求见秦牧，司马安没有一力反对此事，但他作为首辅，必须问个清楚。

关于自己的考虑，秦牧也没有隐瞒他，徐徐地说道：“南京确实太偏南了。很不利于对西北的控制，置西京如果只是有名无实，对控制西北意义也不大。而西北，有明一代，向有兵库之称。大明之亡，陕西民乱也是最大的祸因，对此，司马先生应该不陌生。”

秦牧这么一说，司马安大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但他还是追问道：“秦王确无意迁都西京？”

秦牧摇头道：“不会。关中残破，从唐朝开始，就不足以支撑帝都用度，如今更不行。如果本王真有意迁都，那也是迁来北京，而不会选关中。”

“如此甚好，只是把太庙与社稷另置，终究是前所未有之举，秦王打算如何说服朝中众臣？”

秦牧答非所问道：“南京自古繁华地。民风失于绵软，加上后世之君长于深宫妇人之手，难免缺失之刚健。纵观历朝历代，守成之君莫不如此。这是本王最为担心的。本王纵然规定后世之君必须三五年巡狩西北两京一次。但只怕本王百年之后，后世之君未必会再将当回事。”

当初，秦牧规定三到五年必须巡狩西北两京一次，一是为了稳定西北。就象清代的皇帝前往木兰围场避暑狩猎一样，通过此举，强化一系列的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的交流。增强对西北的控制力。

二来也是让后世那些长于深宫的君主，多出去走走，感受一下西北的雄风，让自身增加一点健朗之气。别长年闷在深宫之中，溺死在女人的肚皮上。那样的君主，是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的。

但再强大的皇帝，也只能管生前之事，就算以祖制定下这样的规矩，后世的君主也一定会阳奉阴违，以各种理由把所谓的祖制掏空；

想当年，朱元璋定的祖制不够多吗？但后世的君主真正执行的有几条，别的不说，象太监不得干政，还立了铁牌置于宫门，结果如何？有明一代，太监不但干政，而且权势足以与外廷抗衡，这在历代是极其少有的。

所以，秦牧深知所谓的祖制，是不足以为凭的，但把太庙、社稷、皇陵置于关中后，那就不一样了。

如此一来，后世的君主想不去巡视都难，除非你连祖宗也不要了，社稷也不管了。象嘉靖皇帝30年不上朝，但却不能不祭祖。象朱棣，你可以造反，却不能不谒陵。

总之，把太庙、社稷、皇陵置于关中，就是逼着后世之君，必须走出去。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一路过去，只要不是昏庸到极致的君主，路上看多了，对民生总会有些感触。

到了二十一世纪，讯息那么发达的时代，上层还需要不时到基层走走，才能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这个时候，那就更加需要了。总之，逼着君主出去巡视，绝对是利大于弊的事情。

另外太庙、社稷、皇陵在关中，平时朝廷就必须加强关中的防务，否则关中若乱，太庙、社稷、皇陵被毁，谁担当得起这样的责任？

关中防备加强了，那么对西北的震慑力和控制力也就强了，这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帝王居于南京对必然减弱对西北的控制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