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十、十传百，前来观看刻在石碑上的国史人越来越多。人们开始议论纷纷，他们看到了国史中记载的鲜卑族发迹时的种种不光彩之事，这件事很快便传到了太武帝耳中。

以司徒崔浩为首的文人，得太武帝口谕，国史务必按照史实来写。他们如果不照实书写，那便是抗旨，这是杀头的大罪。因此，文人们俱都老实记载。可他们哪料到，国史修好并书于石碑之后，可把太武帝拓跋焘惹得龙颜大怒。

当皇帝的人，普天之下，唯他独尊，自然没有什么畏惧之事。但帝王都有着极强的虚荣心，最怕的是在他死后，有不光彩的事，留在史书上，被人指点。

听得密报，言史官把鲜卑族一些见不得人的事都记载了下来并刻在石碑上，供天下之人任意观看，太武帝龙颜大怒，决心“暴扬国恶”。他下令把崔浩及其属下下统统抓起来，降旨统统处死。

当太武帝降下诏下令时，太子拓跋晃知道了，心急如焚。太子拓跋显知道高允在劫难逃，太子善良，爱才，高允当年效力时，有师生之谊，知道高允是好人，有才学，决心想办法保高允一命。

皇宫里散朝后，都有文武百官轮流值更。那天正好高允在中书省值更，太子拓跋晃便派人去叫来高允。高允到东宫来了，太子什么也不和他说，只是让高允住在东宫。第二天要上朝，太子让高允与他坐同一辆车进宫。进宫后，在上殿前，太子关照他，见着皇上问话，你记得一定要按照我的口气说。

高允大为不解，问太子拓跋晃发生了什么事！太子道，你什么也不要问，面见皇上后，你顺着我的意思说就行了。进了殿后，上朝，太子主动向太武帝报告，说高允长期在东宫效力，一直小心谨慎，做事严格细致，虽然也参加撰写了国史，然高允是听命于崔浩，不得不那么做，恳请皇上赦免他。

太子心中明白，作为修国史的主要负责人，崔浩是绝对保不住的，肯定得死，现在无论如何要保下高允。所以太子采取的办法是把所有过错，都推在了必死的司徒崔浩身上。

太武帝心中自然明白，高允是在东宫多年，现在他主要是中书省侍郎，负责中书省的事，在修国史上，高允还没起到关键的作用。太武帝拓跋晃知道太子是念师生之情，要保高允。太武帝喜欢这个儿子，也有意装糊涂，准备放高允，就问高允道：“皆崔浩所作否？”

高允如果这时顺着太子和太武帝的意思，立即点头称是，便可获得赦免。可是他是书生，骨气高傲，竟然答道：“回皇上，《太祖纪》是邓渊所写，关于明元帝的《先帝纪》和《今纪》是我和崔浩一块写的。而且崔浩事务繁多，只是全面负责，具体的注疏，臣多于崔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