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命十年，困踬以终，不闻有何怨言”，这便是陈范的真实写照。历史上，陈范流亡东京，贫困几无以自给，两妾改嫁，长子出走，不知所终。次子仲彝出狱以后，清廷一直迫他交出父亲，也只得逃走。

名动上海的《苏报》馆主可谓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而历史上当革命告成，民国新建后，多少人以功臣、元勋、伟人、志士自居，无不以为“手造共和”，应该论功行赏。而他甘愿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共和国国民，只口不提自己当年倡言革命的辉煌历史和惨痛遭遇，更不谋求一官半职。最后，陈范晚境凄凉，孤身一人，在上海贫病交加，幼孙病故，两个女儿不在身边，去世时年仅五十四岁。

如果陈文强知道这些，就更不会让陈范这样的“潮流中之长厚君子”落到如此境地。他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邹容血气方刚，经验阅历不足，有陈范这样的老报人相助，他便能放心许多了。

而苏报案的爆发和审理，实际上却暴露满清政府的无能和无耻。腐朽的满清朝廷目光短浅，不学无术，《苏报》案的专案组长慈禧，组员张之洞、端方、魏光焘等人自以为得计，却是自取其辱，为此丢尽了“国家主权”的脸。

堂堂正正的国家政府，却要求“居民委员会”级别都不到的“会审公廨”来主持法律公道，求外国人杀中国平民。尊严何在？面孔何在？从大清皇朝拜倒在会审公廨脚下，清洋律师，求审判官处决中国人的那一时刻起，大清皇朝就等于向国人宣布了自己的完蛋。

法庭上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法庭外各家媒体的舆论也如火如荼，使租界当局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也使反清革命思想为众多媒体所热议，影响着更多的民众。

“苏报案”作为晚清最大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次重大转型时期一个极富象征性的事件。满清无所不能的*权力与一无所有、惟有一腔热血的平民之间面对面交锋的场景，一幕一幕，全无遗漏地展现在民众面前。虽然邹容缺席了，但素有“章神经”、“章疯子”称呼的章太炎却在，庭审中嘻笑怒骂，表演依然精彩。

满清政府为完成太后“懿旨”，将人犯押至南京，凌迟处死以实现“杀一儆百”的目的，先是用二十万两白银利诱租界当局，遭到拒绝后，竟然再次出卖国家主权—愿将沪宁路的路权让给列强，以换取“引渡”的承诺。就在列强有些心动之际，“沈荩案”的突然爆发，一下子将清政府的野蛮、残忍与不智暴露无遗，使《苏报》案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在百年前的沉沉暗夜里，无数仁人志士如同启明星一般，出现在二十世纪的地平线上，禀持着“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的执着，让人们看见了光亮，看见了希望。

沈荩也是一个倾向于革命的报人，出于爱国热情，他在报纸上披露了“中俄密约”的内幕。清政府正被苏报案搞得焦头烂额，沈荩又从背后捅了它一刀，揭露了其“见不得人”的卖国行径。慈禧老妖婆恼羞成怒，当时正逢老妖婆的“万寿月”，例不“杀人”，所以由“斩立决”改为“立毙杖下”。沈荩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杀戮的新闻记者。

沈荩惨死后，立刻震惊中外，天津、上海、广州等地报纸纷纷刊出报道和评论。狱中的章太炎闻讯写下“文章总断魂”等诗句，发表在报端。西人也闻之胆寒，北京的公使夫人们会同向慈禧抗议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随后，英美政府向其驻华公使发出训令，绝不引渡“苏报案”政治犯，更不能任由华官审判，理由是清政府严重践踏人权。

在得到确切消息后，陈文强终于可以放下心了。只要不引渡给满清政府，那么按照国际惯例，章太炎这种“国事犯”即便受到处罚，也不过是监禁而已。几年西牢，成就一世英名，或许这正是章太炎所追求的结果，邹容却由于他的插手，而丧失了这次成名的机会，不知他心中是否有遗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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