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零年前后，晚清王韬的《法国志略》才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由于“革命”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使用“革命党”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

既然“革命”一词已经有了新的语义，那便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造反和叛乱，更不应只以排满和推翻清廷为最终目的。而且，革命未必是济世良方，建设也不是打家劫舍。

其实，阿发的思想还没有说得这么深，也没有理解得如此透，在查理宋听来也颇有些诡辩的意味。但阿发的态度也算是表明了，革命他不反对，但他搞实业、发展实用科学，也是革命的一项工作。也就是说，阿发起码暂时是不准备参与查理宋所希望的那种革命。

“若是要具体的理论，陈先生可以看看这个。”查理宋不想轻易放弃，从书中挑出一本递给阿发，赞扬道：“有农功，又有工功，还有铁路、机器，实乃是济世之作。”

阿发不好太拂查理宋的面子，便拿过来翻看着。显然，在他看来，上面所说的并不新鲜，什么广用机器、多开工厂，什么以农为经、以商为纬，什么大修铁路、四通八达……只要对列强国家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写出这些并不是很难。

“其实，这就是职业革命家，或者说是政治家和实干家的区别。”阿发看得很快，因为很多内容并不需要仔细琢磨考虑，但他与查理宋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是不同的，“这些东西是革命家或政治家写的，目标高远，前景乐观，却是鼓动和宣传。但要实现，却需要具体而细致的办法，需要各种职业和特长的实干家去艰苦奋斗。更重要的是，需要巨量的资金。请问，资金何来？”

“我不否认实干家的作用，但没有远大的理想，如何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查理宋很有些失望，因为没看见阿发欣喜若狂、拍案赞叹，但他依然耐着性子解释道：“革命需要北辰，现在已经有了，有志之士自然要追随他，支持他，拥护他，为最终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也就是思维模式和思想理论是不同的。阿发自然也不例外，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尊重却不迷信权威。况且，所谓的革命的北辰的这些理论，对阿发来说既不新颖又不具体，缺乏吸引力。

“既然查理不否认实干家的作用，那我就先争取做其中之一吧！”阿发笑着说道：“争论是大可不必的，总有时间去证明谁对谁错。对了，今天我想与查理商量一件事情。简单地说，就是我想开家报馆，想请查理的华美印刷厂承揽印刷这一块。”

见阿发岔开了话题，查理宋也就不好再说下去。何况，阿发虽然没有明确的承诺，可也没有明显的反对，还把这些书都留下了，看来似乎是可以争取的。

而阿发的后世思维使他更讲求实际，尽管他也不否认理想的作用和革命的必要性。但他着重的不是那种放嘴炮的高瞻远瞩，而是显得有些不够热血激进的脚踏实地，就象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的区别。令人炫目激动的目标固然可以有，但如何实现的手段和方法在他心目中似乎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