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长城抗战，在座众人便都摇头叹息。

何应钦的排兵布阵确实是处处设防，处处挨打的作战计划，根本谈不到进攻和收复热河、收复失地。除了作战排兵布阵让人诟病外，何应钦及北平的一干大员们的行事作风更是令人瞠目。

就在3月份，长城之战紧张激烈的时刻，何应钦和参谋长黄绍竑却摆出一副好整以暇的姿态，不时去玩玩高尔夫球，打打猎。在两人同游颐和园的时候，见昆明湖上有上百成千的野天鹅浮游，竟置管园人的婉转规劝于不顾，开枪猎杀。致使其后昆明湖再难见到野天鹅的踪影。

国战期间，特别是前线危机的时候，一方的指挥大员却耽于嬉乐，这实在让人无法不摇头。而与此相比，何应钦指挥部的泄密情况更令人惊心。

3月20日，何应钦觉得榆关方面防守石门寨的何柱国军过于突出，恐日军突破冷口后断其退路，便命令何柱国部后撤。但这一命令在第二天一早就在平津等地的日本报纸上刊登了出来。面对国内报纸的攻击，何应钦不得不信誓旦旦地向记者保证我军此次对于滦东的军事调动完全是为了战略上的关系，绝无政治上的关系。”

不夸张地说，何应钦指挥部里给前线将士的命令和相关部署，处于敌对一方的日军是清清楚楚。甚至连老蒋于24日秘密抵达北平召开军事会议的消息以及老蒋在会议上所做的“要以现有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军”的指示，也隔日便被日军知晓。原本作战布置就颇为失当，泄密又如此严重，长城抗战又谈何胜利？

北平的大员们是如此，南京来北平的要人们的行径同样让人咋舌。

3月24日，老蒋在召开完军事会议后，便于当晚返回保定，并于第二天飞往开封。而留下来在北平处理有关事务的杨永泰，却在参谋长黄绍竑的邀请下，当晚去北平著名的交际花杨惜惜家里去玩，顺便同各方的代表商量处理问题。一起去的还有东北军方面的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山西方面的徐永昌，宋哲元驻北平代表萧振瀛。

国战期间，前方战事未息，一干党国要人们竟然跑到缎库胡同五号一个交际花的公馆里，在一片乌烟瘴气中商量处理老蒋交代下来的军国大事

杨惜惜的公馆里，有酒、有色、有财，或许正是这些原因才使得一干要人们时常出入？后人阅史，见到此种记叙，愤慨之余，心中又难免恶意中夹杂一些旖旎的揣测……

长城抗战期间，迫于舆论的压力，南京当局和北平方面虽然组织部队奋起抗击日军，中下层广大爱国官兵也不惜以身报国，血染疆场，但由于当局奉行“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政策，犹疑不定，加上在装备上又确实不如日军，此战败局几乎已经注定。广大官兵的牺牲只是当局用以谋求与日妥协时能体面些的筹码而已。

实际上，“仗是为南京当局打的，为长官打的”观点，在部队中确有流传，甚至军、师级官长中也不乏其人。商震在其32军139师黄光华部从冷口撤退时，见到从滦东一线后撤的东北军，就说过“张学良都下野了，你们东北军还打劲儿？”

……

想起以前看到的原本历史上的记叙，以及时下听到的种种传闻，赵振中心中就充溢着愤懑和无奈。不过，他在座的都是明眼人，阎锡山、徐永昌、杨爱源又都是当局大员，朱庆澜虽说只挂个航空建设委员会委员的名头，可毕竟也是国民党元老，因而也不便多说，只叹道眼下这个样子，好结果是没指望了，坏结果倒肯定是有一个。只看最终能坏到程度罢了。”

“赵，你和华美公司关系不浅，依你看，国联和美国人就真的对日本人的行径不做干涉吗不跳字。受当局影响，心中对国联和英美等国还抱有一份希望的杨爱源问道。

“日本人和英国人、美国人都是一丘之貉。区别只在于日本人吃相难看，英、美两国吃相好看一些罢了。”赵振中苦笑道，“打铁还要自身硬，我们一味软弱、不抵抗，在列强眼中，那就是一盘菜，只看到底谁吃，谁又吃多少而已。”

赵振中的话让杨爱源有些难以接受，便又问道这会？”

“这是事实。”赵振中叹了口气，又道，“实际上，日军在九?一八能接二连三地对我国发动攻击，与美国的支持有密切联系。甚至日军使用的军火中，都有美国人的帮助。”

九?一八之后，对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径，美国只是口头上略加指责便没了下文，其代表就是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胡佛总统甚至宣称日本方面也有些道理。我们与它的友谊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我们应该友好地考虑日本的处境……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日本三井集团以90多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杜邦公司氨炸药的配方。美国还把价值14万美元的枪炮弹药，600万美元的军工设备，7000万美元的钢铁，1600多万美元的石油卖给日本。而从1931年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此外，还有以摩根财团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势力，为日本提供了大量用于殖民开发我国东北的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