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卫琼整理了一下袖口，踱步走向王雄面前，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就犹如在诉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故事。

“很明显，在12·26的投毒案中，凶手使用的是不常接触到的一种化学试剂。硫酸铊，这不得不让我想起二十年前的那起大学生投毒事件，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朱岑事件’。而且在深入一步的分析和探究中，也不难发现，本案和当年的投毒案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室友之间的种种不和导致埋下祸根；毒药是被投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得到的地方，而我们发现本案的毒源就在饮水机中；毒药投入的量精确到并没有让任何一个人死亡；结果也惊奇的一致：昏迷，仅仅只是昏迷，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死于铊中毒的。”

卫琼在铺满文件的桌上寻找了一番，期间目光和王雄有过交集，甚至还背着在座的十几名刑警挑了挑眉。他拿起几份报告纸和照片，攥在手中：“你们看，这是现场的照片，以及技侦得出的化验单。在整间屋子中，我们就只在公用的饮水机以及中毒学生日用的水杯中检测到了铊盐的残留物。这就很奇怪了，为什么漱口杯和毛巾里面没有？”卫琼高高地举起手中的东西，以便坐在后排的刑警能看得见。

“这说明……说明凶手只把毒投在了饮水机中？”

卫琼并未理会，只是礼貌性的看了一眼那个说话的刑警，“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铊盐中毒的过程非常耐人寻味，它并不像普通的急性毒药，服用了就直接发作。而是会在人体中慢慢积累，直到超过了人体承受的极限，才会有相应的症状。那么既然凶手将毒投入了饮水机中，并且受害学生的确是喝了投毒的水才昏迷的，那么我们根据饮水机中剩余水的量推测出，学生们最起码在案发前一周、甚至可能在更早就已经接触到了毒药，那么在这一周内，学生们必定会洗漱。可是为什么在牙刷或毛巾上没有留下一丝丝的痕迹呢？”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投毒方式的问题。刚才张志平也说了，饮水机的水桶壁特别的厚、硬。要是想用注射的方式，一是必定会留下针孔的洞眼，二是还不一定有那么细而又坚硬的针头，因此我们判断最有可能是在换水桶的时候被投入的毒药。那么再往深处想想，谁会去碰这个寝室的水桶？送水工么？不会。”卫琼刚说完便自我否定地摇了摇头。

“大学中的送水工，一般都是接到电话或是收到写着寝室号的水票之后，把水送到寝室门口，几乎没有机会进到寝室内部。还会有谁？还可能会有谁？”卫琼虽然重复了两遍这问题，不过他没打算让在座的人回答，又脱口而出道：“只可能是这个寝室的学生，或是经常出入这个寝室的、与被害学生关系非常近的人，借着帮他们换水的名义，偷偷将毒放了进去，这样才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而且如果计划的好，那这一毒就毒‘死’了一整个寝室的五名学生，留下一个能够扮演‘拯救者’的这个角色，栽赃陷害，最后自己逃之夭夭。不过事与愿违，案发寝室的学生非但没死，其中五名学生反而一个个都苏醒了。这也说明凶手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聪敏谨慎，为什么这么说？很显然，如果他的目的是杀人，那么除了朱晓敏的意外身亡，剩余的几个都活得好好的；用下毒的方式来警告住在其中的那几个学生？似乎用不着那么极端和冒险的方式……”

“所以按照你这么说，凶手会不会是沈灏？因为他既满足了唯一存活下来的人选，又满足了能够顺利接触饮水机而不被怀疑。”此时的钱森开口了。

“沈灏的嫌疑确实很大，但是如果他就是本案的凶手，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报警？如果这一切是他做的他还不逃之夭夭，难道是为了被警方控制么？以至于到最后还被人推下水沟？你们可以去去翻阅一下以往的恶性事件，心理素质好到能够正面与警方对抗的犯罪分子少之又少，并且根据我对沈灏的分析来看，他的嫌疑很小。更何况他与那个陌生男子的电话录音不是造假还有待……”。

卫琼的话还没说完，钱森就“哼哧”地冷笑一声，打断道：“呵呵，以你的分析，你有什么资格来分析？你还以为你是原来那个卫警官吗？”

卫琼知道钱森的话里有话，所以也就无所谓地耸了耸肩：“那你们可以去临市的支队找心里侧写方面的专家方教授，不过我想，得出的结论应该与我的相差无几。”

火药味似乎有点浓重，王雄在底下使劲地给卫琼使着眼色，但是后者却完全不为所动，一直盯着钱森的双目。

虽然钱森心中不得不承认，曾经自己的支队里有个犯罪心理侧写师，会为那种摸不着头脑的案件指一条明路。但是这作为近几年兴起的一门新型的犯罪学科，许多老一辈的、经历过实打实“追凶”的这些老警察来说，根据犯罪者的行为习惯来选择嫌疑人的范围是一件很不可取的事情。他们更信任案发现场的线索以及手中的配枪，因为没有什么能比这两者对自己更忠诚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