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朋友书虫的作品，因斩空写了这本书，便去讨了来，与大家分享一下。今晚会发一章。 作者：书虫 凡是看过《水浒传》的，无一不会对其书中的头号反派人物高俅——高太尉印象深刻。把林冲搞得家破人亡的是高俅和其义子高衙内，发兵三打水泊梁山的是他，最后陷害宋公明等诸好汉的还是他。总之，高俅是个坏透了家伙。《水浒传》是小说之言，当然不能以此为史，不过高俅在北宋末年确有其人，可惜在以庞杂而著称的《宋史》中却无传，不能说不有点意外。那么历史上的高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俺不揣浅陋，梳理一下史料，也写上一点儿，望诸方家指正。 （一）高俅的平步青云 在《水浒传》中，第一回出场的就是这位高俅。书中说高俅原被人称为高毬，后来因为此名称实在不雅，发迹后被他改为了高俅。这应当是小说家的丑化，实际并不是如此。因为他的兄弟名字分别是高伸、高傑，都是人字旁，显然他的真名就是高俅。《水浒传》中说高俅是通过开赌坊的柳世权、开生药铺的董将仕辗转推荐到小苏学士（即是指苏轼）手下的，这过程史无记载，大概也只能当成齐东野语了。不过再往后面的过程，高俅从小苏学士手下转到小王都太尉，再到端王（后来的徽宗）手下，却不是空xue来风。此段系出于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卷七中的“高俅本东坡小史”，这里不妨抄上此节： “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舆晋卿善。在殿庐待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记带蓖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住。值王在园中蹴踘，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蓖刀之況，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俊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儕类援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镇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父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業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坐。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倖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颇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牖下。” 从这段中，我们可以知道高俅的确曾是苏轼的小史（也就是小秘书一类的角色），也倒聪明伶俐，抄抄写写倒也称职。苏轼从翰林侍读两学士（翰苑）外调到知定州（也就是中山府），这是发生在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的事情，东坡先生在十月就已经到任了。而曾布（曾文肃）此时却是在知瀛州（也就是河间府），他是在来年初才回到东京的，这就引出了一个时间和地点的问题，即是苏轼何时何地要把高俅送给曾布？这里俺不妨分析一下。河北的定州与瀛州相比邻，苏轼完全可以很方便地与曾布通信。虽然苏与曾布分属新旧两派，但曾布是属于新党中比较非主流派的，与王安石、吕惠卿等的关系都处坏的，而他与旧党的关系却颇为微妙。曾布在元丰年间一直不得志而被外放，恰恰是在元丰末年神宗死后，政局发生变化时，这才回到汴梁出任翰林学士，甚至连司马光也想拉拢他。而苏轼也绝非门户之见很深的人，二人在元祐年间是有所交往的，而且还比较客气。还有一点值得重视的是，《挥麈录》的作者王明清，他的外祖父乃是曾纡，而曾纡就是曾布的儿子，曾家的事情（不涉及党争等大的是非）他还是可以信赖的。所以，我以为苏轼就是在元祐八年十月至绍圣元年初期间，于定州写信给曾布要转让高俅的，同时也可以推断高俅应是也随苏轼去了一趟定州。但是曾布婉拒了，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好友王诜（王诜，字晋卿。既是《水浒传》中的小王都太尉），这回办成了，于是高俅又回到了东京。 《水浒传》中虽没明说，但实际上指王诜是个浮浪无行的人物，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徽宗）的姑夫，王诜虽然是堂堂驸马，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冷落蜀国长公主。公主后来郁郁而死，气得神宗把王诜在公主葬后立刻贬谪。不过王诜却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徽宗在潜邸时，就常与之切磋，关系很好。元符末年（或是指元符三年，即1100年），高俅的人生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而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是与端王赵佶（所谓‘祐陵’，就是指徽宗，这是他‘永祐陵’的简称）的相识。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期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佶用后对王诜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鲜可爱”。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微有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倒也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结果甚合赵佶的口味。赵佶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蓖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于是，高俅终于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手下。事情更巧的是，很快哲宗就死了，赵佶幸运地被选中为继位者，位登大宝，成为了大宋皇帝。而高俅这个搭上末班车的潜邸“旧臣”，也鸿运当头，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 （二）高俅的飞黄腾达 赵佶即位以后，高俅这个新受宠的潜邸“旧臣”，便被特别恩宠，开始了直升飞机般的升迁。 宋朝是采用“右文左武”的政策，不过这是针对权力和威望而言的，武臣的俸禄和品级实际并不低。既然文臣的权力占先，自然对其的要求也就要高。有宋一朝，文臣体系基本上完全被进士（及第）出身的士大夫所掌控，对于像高俅这般的闲杂人等，要想要挤入这圈子是极不现实的。不过，武臣体系虽然望低权小（相对而言），但是在俸禄等实惠方面一点也不差，升迁的伸缩性也大。显然对于高俅这类人物来说，这才是仕途的捷径，于是高俅便就此“从戎”了。 对于高俅在徽宗朝早期的官职和升迁过程，史无具载，只是知道至迟在政和七年（1117年）正月前，高俅已经身为殿前都指挥使这样的高位了。那么高俅在此期间都做过什么呢？这得从《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说起，其文载： “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 宋朝的制度倒是不错，没有边功，就不得为三衙的长官。但是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古时亦然。徽宗把他的红人高俅下放到基层，托给大将刘仲武，以此来“镀金”，这样就不愁没有升迁的理由了。徽宗崇宁年间，西边的战事又起。要想探求高俅在西边的事迹，还要从刘仲武入手。刘仲武在崇宁三年（1104年）约十月，吐蕃赵怀德等叛宋，刘仲武指挥恰当，大胜而使赵怀德等复降。崇宁四年四月，随高永年西征。高永年轻敌败死，刘仲武差点也被流放岭南，经侯蒙的搭救，以及他的战功，得免。那么是否高俅也参加了以上战役呢？这只能说很有可能，但并没有史料能证明这点（事实上，高俅在西边的具体征战事迹，史书上一概没有。），我们也只能根据其他资料来推测。高俅在此段时间内并没有一直待在西边，他于崇宁四年五月随林摅一起出使了辽国，而林摅的此次出使的目的就是为了回绝辽对宋夏战争的所谓“调解”，显然这个使团需要有对西边战事比较了解的人。以宋徽宗的角度来看，加入一个熟知西事的亲信显然是比较放心的。既然选中了高俅，似可以反推高俅是已经在西边有所经历的了。在大观二年（1108年），童贯及刘仲武在西边取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他们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徽宗对此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了刘仲武，颇为恩宠，并悉命仲武的九子为官。从徽宗的表现来看，他是认为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我怀疑高俅也参与了其役，这从高俅与刘仲武家的密切关系，以及刘仲武之后的征战经历可以推出，应该对他的升迁起了很大的作用。大观二年后，宋夏战争一度较为缓和，到了政和五年（1115年），大战再起。正月，童贯命刘法发动古骨龙之战，秦凤经略使刘仲武率兵出会州牵制。九月，王厚、刘仲武进攻臧底河败北。次年二月，童贯命刘法、刘仲武率大军攻克仁多泉城。 我们知道在政和七年正月，高俅已经身为殿前都指挥使并被升为了太尉，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得此高位的呢？史无明载，于是还得推断。从上面政和五，六年战事来看，似乎是高俅积累资本的好机会，但我以为此时高俅已经不在西边前线，而已经在东京当上了殿前都指挥使了。其理由如下：（1）在政和五年刘仲武只不过是秦凤经略使，绝无领导殿帅的道理。如果高俅仍然在西边，那将会是高俅指挥刘仲武，起码是独领一面，但诸书全不见高俅的记载。（2）《挥麈后录》言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若是因为政和五，六年的战功才升殿帅，则时间距离徽宗继位已经有15、6年了，这和“数年间”实在差距过大。上面已经说过，徽宗对大观二年的战果十分看重，以其轻佻的个性，完全有可能以此就以为高俅资历已够，留在身边升官晋级了。所以我以为高俅出任殿前都指挥使的时间，大约是在大观二年或之后一两年内的事。 不过，这倒不是说高俅就此与西边战事无关了。我们可以从一些侧面看出他与刘仲武还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宣和二年，刘仲武死后，徽宗曾做了一个梦，“上谓俅曰：‘吾畴昔之夜，梦仲武，其诸子安在？’俅以（刘）錡对，即日召之。奇之，特授閣门祗候”，可见高俅对刘仲武还是颇为照顾。而且前面也谈到，刘仲武在政和五年也打过败仗，但他的仕途并没有受到影响，一直升到了泸川军节度使，这应该也有朝中有人替他说好话的原因，这个人应该就是高俅。 既然高俅掌管了殿前司，那么他做的如何呢？答案是非常差。虽然北宋后期的殿前司已经不像其前期一样显赫（即已不是实内虚外，此时精兵大多都在西北），但仍然位高权重，对于京畿的防务任务重要。高俅本是小吏出身，虽然也在西北前线镀过金，但遍寻史籍，没有发现他打仗立功的任何记载，无非是靠关系增加升官的资本罢了，显然他是不懂军事的。管理军队，无非是要抓好训练，严格管理，但高俅做得都很糟糕。 对于军队训练，高俅还是拿出他攀援徽宗的本领，玩的都是花架子，行同儿戏。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在卷七‘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条中，其开始是“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争标之前，先是吹吹打打，玩耍一番。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各种花样，与其说是竞赛，不如说是在表演杂技。高俅此时也要显显威风，同书卷十‘车驾宿大庆殿’条载：“是夜内殿仪卫之外，又有裹锦缘小帽、锦络缝宽衫兵士，各执银裹头黑漆杖子，谓之‘喝探’。兵士十余人作一队，聚首而立，凡数十队。各一名喝曰：‘是与不是？’众曰：‘是。’又曰：‘是甚人？’众曰：‘殿前都指挥使高俅。’更互喝叫不停。或如鸡叫。”如此仪式，声如鸡鸣，倒也很生动地勾落出高俅薄望贪名的形象来。 训练耍花架子，高俅对于军队的管理更是糟糕。在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向，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对军政的严重破坏。《靖康要录》卷七载：“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谨按：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高俅恃宠营私，捞军营的地皮建私宅，这可能还算小问题。但是严重的是，他不仅不按时发放军饷，而且把禁军当作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如果你没手艺，那么只能花钱再雇工匠。有钱的，就可以免于cao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赚钱，也无法cao练了。于是不管有钱没钱，军事训练都没人管了。当然这样的部队自然是“纪律废弛”、“军政不修”，不要说靖康时的金军，恐怕连一般的“土寇”也对付不了。在宣和三年的讨方腊之役中，没用高俅的殿前司诸军，而是派童贯、谭稹率西军讨伐，似也不无道理。顺便提一下“剧贼”宋江，包括《大宋宣和遗事》这样的早期小说也没有把宋江与高俅联系在一起，这应该是元朝后的小说家为了使剧情紧凑而攒在一起的。总而言之，没有任何记载殿前都指挥使高俅到底打过什么仗，他带领的部队自然在金兵打来时，“人不知兵，无一可用”。 别看高俅没什么真本领，但徽宗对他的宠倖却二十多年未衰，不断地加官晋级。在《宋史》本纪中，我们可以查到以下两条记录： “（政和）七年春正月……庚子，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 “（宣和四年）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 不过这虽然有高俅的授官时间，但其官职并不全，他还有其他的官职，虽然时间无法确考。据《靖康要录》卷7言，高俅最鼎盛时的官爵还有检校太保、奉****节度使、简国公。可见真是荣耀无比，几乎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高俅的父亲、兄弟、儿子也跟着他一道升官。高俅的老爹高敦复当上了节度使；高俅的兄弟高伸、高傑，前者进士及第，官至延康殿学士；后者也当上了左金吾卫大将军；高俅的儿子高尧卿是岳阳军承宣使，高尧辅为安****承宣使，高尧康为桂州观察使，真是满门朱紫！ 徽宗对高俅除了不断加官晋级外，各种额外的恩宠自然也少不了。高俅的私宅实际早就被他的士兵修了又修，但是徽宗还是于“（宣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诏太尉、奉****节度使、充殿前都指挥使高俅赐第。”。徽宗还亲自御书赐给高俅“风云庆会”的碑额，以示优宠和表彰。此外，徽宗的赐宴自然也少不了。据蔡京记载，徽宗在政和二年三月于皇宫后苑的太清楼设宴，款待他的兄弟和诸宠臣。出席宴会的有蔡京、燕王、越王、蔡攸、刘正夫、吴居厚、郑居中、邓洵武、童贯、高俅等人，君臣“亲近无间”，极尽奢华。 皇帝的过分宠幸，对于高俅来说，也免不了自我膨胀。高俅在加开府仪同三司后，每次在路上遇见当时的宰相王黼，就不让道，而是分道而行。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作个揖而已，全然不顾殿帅要自以属下之礼，来迎见宰相的宋朝旧例。 徽宗一朝，高俅这个从龙旧人可谓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过着“鲜花著锦，烈火烹油”般的生活。但是天道有还，像他这样无德无能之辈，又怎能逃脱命运的惩罚呢？ （三）高俅“幸运”的结局 宣和七年十月，来自北方金军的铁蹄，一举打碎了宋徽宗统治集团“恢复燕云，天下太平”的虚幻美梦，于是宋徽宗、蔡京、童贯、高俅等人的命运急转直下。 事实上，北宋徽宗一朝，徽宗本人志大才疏，好名贪功。而蔡京、王黼等人打着绍述神、哲二宗新法的旗号，鼓吹“丰亨豫大”。对内肆无忌惮地搜括百姓，残酷打击异己人士，政治极度黑暗腐败。同时又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假相，大兴土木，尽情享乐，花钱如流水。国库空前空虚，百般敛财，百姓生活极度痛苦，于是仅在宣和年间就爆发了方腊、宋江、高托山等起义。对外不顾国力，一味冒进。但是由于内政不修，在攻讨残辽的两次战役中遭到惨败，暴露出军事上的极度颓败。最终也被金国看穿了虚弱的底细，成为了金朝下一个掠夺的对象。 在金军的凌厉攻势下，徽宗再无往日的潇洒和跋扈，完全被金军吓破了胆，他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匆匆无奈地禅位给太子赵桓，自己于次年元月三日在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据《靖康要录》卷四载：“初，道君(即徽宗)以(靖康元年)正月三日夜乘船出通津门，独蔡攸及内侍数人从。”（可能立刻追随的还有宇文粹中和高伸）此时的东京内，政治空气极度紧张，外有强敌压城，内有钦宗与徽宗的两派势力相争。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钦宗虽不很精干，但这点道理还是明白的。所以钦宗登基后不久，就开始清除徽宗的诸亲信，第一个对象可能就是掌握兵权的高俅。钦宗于靖康元年正月六日任命他母族的亲属王宗濋取代高俅，担任主管殿前司公事（即殿帅），把兵权掌握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贯、高俅各带领胜捷兵和禁卫兵若干也赶到与之汇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但是徽宗的宠臣们如同后宫的妃子们一样，彼此为了邀宠而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在到达泗州后不久，童贯便于高俅发生冲突。《靖康要录》卷四载：“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淮如淮阳。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童贯是扈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名为“控扼淮津”，实则是要把高俅推离徽宗的身边。童贯和高俅的矛盾，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2中有所披露，陈东上书云：“臣昨日闻道路之言曰：高傑近收其兄俅、伸等书报，言上皇初至南京（指商丘），不欲前迈，复为数贼挟之而前，沿路劫持，无所不至，迨至泗州，又诈传皇上御笔令高俅守御浮桥，不得南来，遂挟上皇渡桥而南，以趋江浙，斥回随驾。卫士至于攀望働哭，童贯遂令亲兵引弓射之，卫士中矢而踣者几百余人。高俅父子兄弟在旁，仅得一望见上皇。君臣相顾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群贼在侧，不敢辄发一语，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这里说徽宗不想继续南下了，这从徽宗后来的表现来看，并不正确，显然是高俅兄弟们的谎话，但这恰恰反映出高俅与童贯的确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童贯为了独揽“护驾大功”，把高俅部留在泗州，自己领军图谋与徽宗集团在江南另立乾坤。高俅还想继续追随徽宗，但局面已经被童贯掌握，甚至发生了武装冲突。无奈中，高俅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徽宗、童贯等人南下，而自己被甩在了泗州。走投无路中，高俅也只能“以疾为解，辞归京师”（不过从当年五月高俅就死的情况来看，似乎高俅的确病了）。但是世事吊诡的是，恰恰是因为高俅没能去的了江南，成为徽宗集团与钦宗相争的帮凶，反而使他得到了一个比童贯、蔡攸等人幸运得多的下场，得以“独死于牖下”。与此相对照，童贯被处死并枭首于开封，蔡攸也被钦宗御批处死。 虽然高俅的下场比童贯、蔡攸等人要好的多，但他倚为援奥的徽宗集团毕竟彻底败落了，作为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的高俅，自然也逃不过严厉的惩罚。靖康元年五月，高俅病死，“故事（指高俅是开府仪同三司职），天子当挂服举哀”，李若水上言道：“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欲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李若水的两次上书拉开了追贬高俅的序幕，于是“（靖康元年）五月十六日，圣旨：高俅率领军兵，败坏纪律，累有言章，可与追除，子孙倖冒亦与降等授官，以戒后来者。吏部供到：高俅已身亡，前系检校太保、奉****节度、开府仪同三司、简国公；子尧卿见系岳阳军承宣使.尧辅安****承宣使，尧康桂州观察使。十八日奉圣旨：高俅追检校太保、开府仪同三司；尧卿、尧辅并与右武大夫，尧康与右武大夫，并遥郡刺史，余官迫夺，诸孙免”，于是高俅的检校太保、开府仪同三司这两副耀眼的官衔就此被免掉了，他的儿子们也被贬黜。但是这还没完，如此处理还是不能平息百官和世人对高俅的公愤，于是圣旨又下：“高俅更追节度、简国公。”，这样高俅的四大高衔（爵）就此全部被剥夺干净。正所谓高俅是夤缘际会、升迁极速，但是败落的就更为迅速了，这就好似直升飞机的坠落。 不仅如此，在高俅的死前，他就被抄家了。靖康元年正月，金军攻城甚急，于是钦宗被迫派李棁出使金营，结果李棁与金使萧三宝奴、耶律忠、王汭带来了“索金帛数千万，且求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宰相、亲王为质，乃退师”的要求，钦宗屈服，“丙子，避正殿，减常膳。括借金银，籍倡优家财。庚辰，命张邦昌副康王构使金军”。这里的“括借金银”，实际很大部分是取自徽宗集团诸亲信之家。正月十二日，钦宗下令有司收括蔡京、童贯、何执中、高俅等家的金银，并且包括他们的亲属家，不得隐藏。结果一共获银500万两。高俅的两兄弟高傑和高伸也被依例抄家，并由于隐匿金银，没有如实缴纳，而被人告发，而也遭到了贬官的惩处。 至此，高俅和其亲属人财两破，身败名裂，落得个“陋室空堂、衰草枯杨”的境地。 （四）对高俅的小评 高俅个人的兴衰荣辱、仕途沉浮，表面上是他夤缘际会、乖巧善佞的结果，实际上则是北宋末年徽宗一朝黑暗腐朽统治的的结果。或许高俅个人的飞黄腾达是一个偶然，但是以徽宗集团的荒yin无道，无一高俅，必然还会有张俅、李俅的出现。 徽宗本人虽然是个艺术天才，但同时也是一个在政治上极度疯狂的皇帝。偏偏徽宗又是一个极度自以为是的人，一心以为自己是个不世出的皇帝。在其统治下，大宋朝应该是，也只能是河清海宴、国富兵强，直追三代的千古盛世。既然是“千古盛世”，那身为帝王的他自然可以如《周官》所言的“惟王不会”，“若能以尧舜之道治天下，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守财之言非正理。”，那么自我享乐一番又有甚么不可以的呢？实际上，不管是蔡京，还是郑居中、王黼等诸辈，都不过是阿谀奉迎徽宗的意图而已，所以徽宗的宰执（崇宁后）几乎无一不是搜刮民脂民膏、阿谀迎合皇帝好美名、希享乐的“能手”。只可惜徽宗自以为的“千古盛世”，只不过是他在蔡京等人“帮助”下，自我虚幻出来的假相。事实上，大宋朝在他的统治下，已经处于一个千疮百孔，各种矛盾空前激烈的绝境了！ 对于高俅来说，虽然没有蔡京等对败坏国家之罪那么严重，但是这也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高俅统领殿前司这样的重任，但是却军政不修，纪律废弛，使得他的军队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按理说他统领的部队应是全国最精锐的），以至当国家危急时，全然派不上用处，其罪也是难容的。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高俅身处一个虚假繁荣的时代，世间事都变成了文饰矫揉和虚假做作，而高俅就是在那个造假时代的造假大家之一，这才是他的罪恶与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罪恶和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