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统治时,社会经济发展,国势强盛。为了统一沿海地区,发展近海与远洋的交通、贸易,汉武帝竭力加强造船业,建立强大的水师,并七次巡海航行。 汉代的造船业已经非常发达。据古籍记载和对现代出土的汉代船模的研究,可知汉代已能根据不同的用途和需要造成各种类型的船,有客船、货船、战船等。客船中又有官船、民船;民船中又有舸、艑、艇、扁舟、轻舟、舲舟、舫舟等。战船有很多是从民用船只发展而来的。战船比民船的制造要求要高得多。战船的结构、性能的要求都很高,首先要坚固,能防御敌人的进攻,还要有攻击性,要配备能进攻的武器,还要求速度,更要灵活,进退自如。所以战船代表了当时的造船能力和技术水平。战船也有很多种类,如戈船、桥船、斗舰、艨艟[méngchōng蒙冲]、楼船等。 汉代我国造船技术已经成熟。最能说明汉代造船技术高超的是“楼船”。楼船是水军的代称,也是对战船的通称,如把水兵称为楼船卒、楼船士,水军将校称为楼船将军、楼船校尉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下令在长安城西南挖建了方圆40里的昆明池,在池中建造楼船。船上能起高楼,所以叫楼船。这是汉代重要的战船船型。楼船秦时已有,汉代时,其规模、形制均较秦时大得多,它的大量出现是汉代造船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造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楼船体势高大,上面有三个楼层,第一层叫“庐”,“像庐舍也”;第二层,即“其上重宝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第三层,“又在上曰爵(雀)室,于中候望之如鸟雀之警示也”(刘熙《释名》)。庐、飞庐、雀室,这三层每层都有防御敌人弓箭矢石进攻的女墙,女墙上开有射击的窗口,为了防御敌人的刀枪火攻,有时船上还蒙上皮革等物。楼船上设备齐全,已使用纤绳、楫、橹、帆等行驶工具。楼船的四周还插满战旗,威武雄壮。有时,昆明池中有近百艘高大的楼船。汉代,一次战役就能出动楼船200O多艘,水军20万人。作战时,舰队配备有各种作战船只。位于最前列的战船叫“先登”;还有狭而长的冲击敌船的战船“艨艟”;有又轻又快如奔马的赤色快船叫“赤马”;此外,有上下都用双层板的叫“槛”,四面设板防御矢石,其内如牢槛的重武装船。还有主力战舰露栈、冒突、戈船等等。楼船、戈船都是大战船,都在500斛以上,船上还有小屋,叫“斥候”,以观察敌人进退。300斛的叫“■”。 200斛以下叫艇,其行径梃,一人所行也。还有“艆■”与“■”(■)等都是航海大船。此外还有更大的船,如豫章大舡[xiāng乡,又读chuān船]上面起宫殿,可载万人。“万人”也许太夸张了。即使载“千人”,载重量也已达90—100吨了。 汉代造船的数量很多。当时所造的船是以长度“丈”来计算的,有些大商人一家就有船1000丈。 从考古发掘中也可证明汉代造船业的发达和造船技术的先进。1973— 1974年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上西汉墓中出土了木质船模,长71厘米,中部最宽处为10.5厘米,头部较窄,尾部稍宽,底部平坦呈梭形,两端呈流线型上翘。与船模同时出土的木简中也有记载舟船的资料。 1951—1952年,在长沙发掘的西汉203号墓中发现一只两头小、中间大, 船形狭长的船模,有16支划桨,船模两侧边沿及首尾甲板上都有规则的钉眼。说明这种船已采用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钉接技术了。 1955年,在广州郊外的东汉墓椁中出土了一只陶制船模,船分前中后三舱,舱上都有盖顶,船首两旁有桨架三根,船舱有横架梁橹八根,船的两侧设有撑篙用的边走道,有舵锚,是一只有部分甲板的中型内河客货船。 1975年在广州发掘出一处规模巨大的古代造船工场遗址,发现了三个大船台,可同时建造数艘重五六十吨的木船。据考证,这是秦汉时期的造船遗址。此外,在川、陕、闽、浙、赣也有秦汉造船工场。 西汉有很多水师基地。水师常备军皆驻扎在沿江傍海各要地,属于所在郡守统辖。西汉的水师主要基地有豫章(江西南昌)、浔阳(江西九江一带)、庐江(安徽安庆)、会稽(江苏苏州)、句章(浙江余姚钱塘江口杭州湾处)、博昌(山东博兴入莱州湾处)等处。庐江、会稽等郡同时也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 汉武帝凭借其强大的水师完成了对东瓯(今浙江省东南部)、闽越(福建部分地区)、南越(广东广西部分地区)等地方封建割据政权的统一,巩固了海疆,为东南与南方沿海航路的畅通打下了基础,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汉武帝还曾七次巡海,不但年矩很近,有时一年一次,而且直到他死去 的前两年,在69岁高龄时还在巡海。 第一次巡海: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正月,汉武帝首次东巡海上。至东莱(今山东掖县),齐人趁机上言海上故事者不下万人。他派出了与徐福东渡规模相等的数千人的大船队探寻通日本之路。甚至要亲自率船队出海赴蓬莱求仙人。经群臣苦谏才罢。随后他便沿渤海巡行到碣石,向东巡行到辽西,后于五月回都城长安。 第二次巡海: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春正月,仅距第一次巡海六个 月,武帝再巡东莱留居数月,求神仙无所见。四月回长安。秋,派左将军荀彘[Zhì治]从辽西出兵,楼船将军杨仆率将水军5万从山东渡渤海水陆夹攻朝鲜。这次两路进军路线与武帝第一次巡行东莱和赴辽西路线相同。可知这次巡海仍为开通对日航线。次年,由于朝鲜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卫氏朝鲜亡。武帝在卫氏朝鲜统治区设真番(今朝鲜开城一带)、临屯(今朝鲜咸镜南道南部)、乐浪(今朝鲜平壤南)、玄菟[tù兔](今辽宁清源附近)四郡,以开拓海外航路。此后,中日航线的中间障碍(朝鲜)被打通,汉人大量迁徙到朝鲜、日本,倭人也能经朝鲜来中国。 第三次巡海: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冬,武帝先南巡江西、湖南长江中下游造船基地,再从浔阳(今江西九江、湖北黄梅一带)率一只大船队“自浔阳浮江,射蛟江中,获之”。顺江而下,到安庆视察了安庆以下菜子湖口的枞阳(安徽枞阳)造船基地,又增添船舰及水兵然后“舳舻[zhúlú逐卢]①千里,薄(通泊)枞阳而出”,顺江而下,出长江口,入东海,沿海北上至琅邪。三月,返至泰山,四月回长安。对长江下游及沿海来说,庐江 (安徽安庆及枞阳一带)水师基地比浔阳(江西)水师基地更为重要。第四次巡海: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十月,武帝东巡至海上,查元 封元年派遣出海寻仙船之下落,因未见返航,再派第二批船队出海东渡。 第五次巡海: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春正月,武帝又东巡海上求神仙并了解出海船队情况,仍未见返航。四月,封泰山,禅石阁(在泰山下,方士以为仙人之阁),还长安。 第六次巡海: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二月,武帝又东巡,求神仙,至琅邪,然后渡海到成山、芝罘,“渡大海而还”。 第七次巡海: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春正月,武帝最后一次巡海至东莱,欲亲自浮海求神山,群臣谏阻不听,适逢海上大风十余日,海水沸涌,楼船不能出港,只得返回。三月,武帝追悔以往的错误,采纳了田千秋的建议,取消了诸方士求神仙之事。之后,武帝每对群臣自叹:“从前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全是妖妄,还是节食服药,少得点病就行了。” 汉武帝极力开辟海上交通,致力于海上各国往来。在汉武帝的努力下,汉朝终于先后开辟三条重要的海上航线。 1.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白仑河口南北沿海航线。 2.从山东沿岸经黄海通向朝鲜、日本。 3.海上丝绸之路:徐闻、合浦航线。 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两次派张骞(?—公元前114年)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贸易通道——陆上“丝绸之路”。 我国自古以丝绸(Seres)闻名于世,古希腊人把丝叫作ser,就是从“丝”字读音而来的,“Seres”(制丝的人)以后被引申为产丝的地方——中国。古希腊人曾把中国称为赛里斯(seres)。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丝绸远销至大秦(即罗马帝国),但要经过亚洲西部古国安息(领有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商人转销。罗马人希望能找到海上通道至中国。汉武帝时,大秦国曾入贡。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大秦国贡花蹄。其色骏,高六尺,尾环绕其身,角端有rou,蹄如莲花,善走多力①。 汉代的帆船开辟了从南海通往印度洋的航线,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 远洋航线,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海外贸易。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南海、印度洋上的航路第一个较完整的记录见于《汉 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郡比景,今越南顺化灵江口)、徐闻(今广 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县)航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苏门答腊);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今缅甸勃固附近);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卑谬附近);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今印度马德拉斯附近);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帕克强河口);船行可二月,到日南(今越南中部)、象林(今越南广南潍川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是我国海船经南海,通过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航行的真实写照。即自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往南海通向印度和斯里兰卡,以斯里兰卡为中转点。中国从此处可购得珍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等。中国的丝绸(杂缯)等由此可转运到罗马,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据古罗马学识渊博的科学家普林尼(公元23—79年)所著《自然史》说,罗马恺撒时代今斯里兰卡岛的拉切斯等四人从海道出使罗马,据拉切斯对罗马人说,他父亲曾亲自到过中国。还说中国和罗马都与斯里兰卡有直接往来。普林尼还介绍说罗马贵族“投江海不测之深,以捞珍珠”。罗马贵族把珠宝除留给自己享用外,还以它们“远赴赛里斯(中国)以换取衣料(丝绸)”。 “据最低计算,吾国(指罗马)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者不下一万万赛司透司(Sesterces)。”①只有多次海船往返,才能把大量丝绸运至罗马以换取“奇石异物”,才能达到一亿赛司透司的贸易额。 至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敦遣使自日南徽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后汉书·西域传》)这是中国同欧洲国家直接友好往来的最早记录。这种友好往来,突破了斯里兰卡的中转,是接通了海上远洋东西航线直接进行的。 汉代造船航海业的发展也说明了航海知识的丰富。在指南针尚未能应用于航海的汉代,舟师只能凭经验观察星象特别是北斗星与北极星来定出航向方位。“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淮南子·齐俗》)在气象变化上,汉代已知观测风向,作出判断,已知利用季风航海。风的顺逆至关重要。顺水行船,再加顺风,航行快速安全,如是逆水行船,再加逆风,航行缓慢又容易发生危险。舟师都非常重视这种随季节而变向、定期而至的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