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功劳不能埋没

（一）（友友们选择性看。）

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对立，文言文表示很无辜，白话文说你文言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决不能让你翻身做主人。

白话文之所以对文言文一幅赶尽杀绝的态度，因为今天的白话文是以诬蔑打倒文言文而上位的，一山容不得二虎，且白话文的上位本不光彩。

现代白话文的被提倡是伴随着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轰开大清国门而风生水起的。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提倡白话文思潮的一次集中爆发而已。昔日的****上国，被蛮夷外族红毛鬼子揪着辫子摁在地上好一顿胖揍之后，屁也不敢放一个，达官贵人们忙着签条约，数银子，哪有功夫反思被揍的原因。

华夏民族从来不缺乏醒着的人。但很不幸，自清入关，辫子摇摇，头颅滚滚，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刀光闪闪中，中华民族跪下了。这还不算完，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上层辫子喊一声尔等过期的豆腐也敢讥讽贝勒爷，耻笑格格们，一帮狗奴才，白森森的牙缝里吐出红色毒舌，挤出一个字来：杀！一帮山林里窜出来的猎人血洗了社科院中科院。文人也跪下了。九死余生的文人一部分作了真奴才，一部分转为整理老祖宗的祖产，有清一朝，考据之学大兴非是无因。

在白皮鬼子的枪炮下，在两百年的奴化下，醒着的文人也不敢把被欺负的根源指向朝廷。而这次的入侵者显然与中国历史上东西南北的异族不同，是来自更为遥远的西方，既不同文更不同种。

不同文而先进，挨打被揍的原因当然只能是文化了。所以从那时起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潮流由暗到明，由小到大，至维新运动，渐渐汇成一股洪流。

这次白话文运动本质上是全盘西化的运动。从内容上的反儒打倒孔家店，到语言形式上绞杀文言文提倡拼音文字，其目的就是对中国文化从核心到形式做一次大换血式的改造。

九十六年前的今天，在胡适这个杂碎的推动下终于从法律上奠定了今天白话文的正统地位。

十一年前，诞生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有着悠久至一枝独秀，各类大师级人物一抓一大把的中国古代，动辄以领先西方以百年计的泱泱大国，该是站在多么高的巨人的肩头，而今天的现状却是大师鲜有，畜类众多。

中华文化毕竟深厚，即使这样，我们在经历无数苦难之后，以不到七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三百年的积累，不能不说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二）

行文至此，童鞋们会说你讲的片面了吧，我国历史上也有变文言文为白话文的倾向啊，譬如唐朝的变文，宋的语录，明清的白话小说，这些都是以白话为语言形式的呀，你怎么能视而不见呢。

凡事皆有因，盐是怎么咸的，醋是怎么酸的，梳理清楚来龙去脉，也就了然于胸，豁然开朗了。那咱就从根上来谈谈唐的变文，宋的语录，明清的小说是怎么白话的。

有唐一代，李家自认李聃老子的后人，以道教为国教，崇道抑佛。以敦煌变文为主的白话说唱文学，恰恰就是佛教搞出来的玩意。现在童鞋们明白了吧，这是佛教在得不到上层的支持下，为拉拢信徒，扩大佛教影响力的一种手段。僧侣一边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图画称为“变相”，说唱底本称为“变文”。有散文韵文相间的，有全部散文的。后世发展成为鼓词和弹词。这就是早期的白话文学。

宋代的语录相类似，是禅宗以口语体辑录言谈的。

唐宋两代，除了佛教的有意推广，还有经济的大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产有了一批有闲人士，市井文学的发展就拥有了经济基础与群众基础。变文与语录，尤其以变文为形式的白话小说类文学样式，开始从僧侣走向市井，由说教走向娱乐。

元朝，更清楚。鞑子们关闭了科举大门，文人们失去了读书以通达的路径，闲着也是闲着，憋着也是憋着，来，娱乐吧。广场舞不准跳，扎个台子可以吧。幸而元朝不到百年，就被放牛的赶回大草原重新放羊去了。

明朝，差一点点把资本主义萌芽催生出枝叶的朝代，商品经济的发达自不待言，水涨船高下，先前小打小闹的说唱文学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白话文的大部头作品开始涌现，四大名著之三就是在明朝完成的。

清朝，呵呵，哪还有什么文学。一部红楼梦还要偷偷摸摸，东躲西藏，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民间。

先秦散文，两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哪一个朝代没有与之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精神相一致的文学样式？惟辫子朝没有。清的小说只是明小说的惯性使然。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刺啦一声，对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之路一刀斫下。历史长河的前行路上遇到了阻遏，何去何从？

前文已略述，就是停下华夏文明的延续，全盘西化。凡是与西方文明不相衬的东西砸的砸扔的扔，实在砸不了扔不了的，就改，标准就是西方。文言文是纯中华的，那不行，落后的东西，得改！改不了？扔！也扔不掉？就砸，砸不死？搞臭它。

胡适之流，在搞臭文言文，矮化中华文明的新文化运动中居功至伟。其高明之处就在于在白话文运动实质是西化运动中，把自唐以来出现的佛教说唱文学的底本变文，为他全盘西化作了嫁衣，掩护着胡适陈独秀之流以行白话文为名，践施全盘西化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