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政治框架建立之后，冯承乾也算了却了一件心愿。

不可否认，这套政治体制问世的时候，存在很多漏洞。比如，在总统制方面，这规定了每届任期为五年，却没有对连任次数做出规定。又比如，临时宪法与后来出台的正式宪法中都只规定了实施中央与地方分离的税收制度，并且要求每一项税收都有针对的用途，却没有明确界分中央与地方税收。这些遗漏，在后来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甚至对国家统一产生了威胁。可是同样不可否认，这是当时所能建立的最理想的民主政治体制了，而且是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体制。

冯承乾拥有比这个时代任何人多要多的历史经验，可是他不是超人。

在面对中国的现实国情时，冯承乾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不管什么制度，符合现实的，才是最好的制度。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可以推行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因此冯承乾也就只能建立一个框架式的民主体制。只有等到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认识到了民主的好处，并且看重民主给予公民的权力，民主制度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也才能成为中国公民对抗统治者的利器。

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实际上更像是一个独裁国家。

当然，独裁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即以冯承乾为首，以“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为核心的，以富国强军、振兴中华为继任的这群人。至于所谓的民主，还要等到几十年之后才能出现。

不可否认，独裁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是，在特殊事情，独裁也不见得只有坏处。

对此时的中国来说，独裁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关键就是，掌握国家权力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而且都在为这个目的而奋发图强。

更重要的是，这个目的，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最大凝聚力。

在经历了前清末期的耻辱与动乱之后，即便是身处偏远山区的中国人都知道，只有国家强大了，中国才有希望，百姓才有希望。

当然，这只是一种口号式的号召力。

要想把号召力转化为凝聚力，就得让尽可能多的百姓在变革中获益，成为变革的既得利益者，从而拥护与推动变革。

对此，冯承乾有极为清楚的认识。

一九二四年底，在冯承乾，或者说是在“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的推动下，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法案，即引发了整个中国社会大变革，影响了四亿中国人的《土地私有化改革法》。

该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其中，最有力的的一项条款就是，任何一块土地，如果在两年之内没有耕种，将由政府收归国有，再转让给他人耕种。

该法案生效之后，全国范围挂起了一股“弃耕浪潮”。

当然，发起者是由“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组织起来的农民、而且主要是佃农。在经过宣传之后，大部分佃农都认识到，只要他们不为地主耕种土地，那么两年之后，那些土地就会又国家分配给他们，成为他们的土地。

让冯承乾没有想到的是，“弃耕运动”很快就演变成了“农民进城浪潮”。

原因很简单，当大量佃农放弃租耕的土地之后，只能到城市里寻找工作机会，才能养家糊口。

虽然当时，绝大部分佃农进城只是权宜之计，毕竟任何人都不可能饿着肚皮活两年，而在离开土地之后，佃农只有到城市里才能找到工作，因此很多佃农进城的时候，只是希望在这两年里能够活下去，等到两年之后再回到农村，获得由政府分配的土地。但是两年后，超过三分之二的进城农民留了下来，因为在这两年中，他们已经掌握了必要的劳动技能，成为了产业工人。更重要的是，城市里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都比农村好得多。此外，进城农民在适应了城市里的生活之后，特别是在尝到了工业化的甜头之后，也没有几个想回去。

在这场运动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地主，特别是大地主。

事实上，最初的时候，包括大部分民族资本家都反对剥夺地主的土地。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大多由开明地主发展而来，与地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剥夺土地本身就是为了打击地主。

只是，在运动开始之后，特别是在农民进城之后，民族资本家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原因也很简单，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等于增加了大量的工业劳动力，从而降低了劳动力价格。对资本家来说，这就等于降低了生产成本，或者说提高了利润率，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

要知道，在此之前，因为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中国的产业工人严重不足。

尝到甜头之后，民族资本家自然不再反对，反而成为了“土地法”最为坚定，也是最强有力的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