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开竟然如此评价史可法，真的大出我的预料，“总管，能给朕详细说说吗！”想到我所认知的史可法和张开所说的史可法差距居然如此之大，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张开叹了口气，“由于先帝的三个儿子都被李自成俘获，未能逃出北京，在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勋贵、和拥兵自重的将帅就在拥立哪一位藩王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执。

以血统亲近而言，先帝的祖父神宗的子、孙还有皇上您、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神宗兄弟的儿子则有潞王朱常?。

按照长幼有序的观念，自然应该首先考虑皇上、桂王、惠王。而在福、桂、惠三王中皇上又处于优先地位，这是因为：第一，三亲藩中福藩（即老福王朱常洵）居长；第二，桂、惠二藩比先帝高一辈，不如皇上援引兄终弟及继统更为适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祯十六年张献忠进入湖南时逃往广西，距南京较远，皇上却近在淮安，皇上在伦序和地理上占了明显的有利地位，

然而，东林―复社中一些骨干人士在继统问题上起了恶劣作用，事实上，有识之士都主张由皇上继统，如淮抚路振飞，刘成，给事中李清、章正宸，进士郑元勋等人也持相同态度。

江南士绅中的一部分东林党人却从狭隘私利出发，强烈反对由皇上继统，原因是皇上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从万历到天启朝廷上围绕着储君问题展开的妖书、梃击、移宫等轰动一时的案件都同郑贵妃有关，何况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力争，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福王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因此，他们担心一旦皇上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自己在政治上将会失势。

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被视为东林党魁，他两次从原籍常熟赶往南京，以立贤为名，到处游说，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支持钱谦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人。一度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首席大臣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倾向于东林党的人物，他内心里对拥立皇上有所顾忌，但又认为应该按伦序迎立神宗的子孙。作为实权人物的史可法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自然对拥戴皇上继统心存疑虑，但又担心舍亲立疏将引起更大的**。经过反复考虑，他暗自决定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在桂王与皇上之中选定一人。

史、马密商的结果是以亲以贤，惟桂乃可，第二天，史可法亲自写信给南京高级官员说明定策意见：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统兵马。南京的官绅对于这个折中方案比较满意，由南京礼部准备乘舆法物前往广西迎接桂王。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马士英由浦口回到凤阳，突然得到报告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皇上，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刘泽清素狡，先附立潞议，但是他兵力敌不过三总兵，只好听从高杰等人的意见，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积极参与拥立皇上显然是为了攘取定策之功，增强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

史可法之所以要亲赴浦口同马士英会商，正是因为马士英身为凤阳总督，直接节制着高、黄、刘等总兵，借以取得军队支持。不料变生意外，马士英眼看手下大将全部自行投向皇上，如果再遵守同史可法达成的协议，自己只会被驾空、被淘汰，权力的**使他顾不上什么信义，抓住时机向皇上表示效忠。

史可法还蒙在鼓里，继续写信给马士英申说皇上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马士英既已改变初衷，参加拥立皇上的行列，史可法的来信等于直接指斥行将即位的皇上，把权力的剑柄交到了马士英手里。

马士英立即以凤阳总督和三镇名义正式致书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宣布拥立皇上。当南京各大臣被韩赞周邀请到家中传阅马士英的书信时，虽然不少人感到震惊，但是他们既无兵权，立桂、立潞的方案又已胎死腹中，失去了凭借，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拥立潞王朱常?的主要策划人物钱谦益的表现就颇为典型，东林党魁的态度如此，其他原先追随拥潞的人也可想而知了。

四月末，皇上继统已成定局。由于拥立定策朝政局的影响极大，江南东林党人在朝、在野的势力很大，他们中间的骨干分子以立贤为名主张舍弃神宗嫡系子孙而拥立穆宗之孙潞王朱常?，他们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皇上以确保崇祯时期东林―复社党人在政治上的操纵权，特别是如果潞王以较远的宗支而被迎立，钱谦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飞黄腾达。一度处于权力中心的史可法优柔寡断，设想出拥立桂王的折中方案，以为桂、福二藩都是神宗嫡支，以桂抗福可以满足东林党人反对立福藩的愿望，又带着这个方案亲赴浦口同掌握实际兵权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自以为事出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