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作为清末维新运动和保皇运动的主将，曾两次游历美国，一次在18991900年间到了檀香山，一次于1903年去了美国本土。梁启超在游历中，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

敏锐而深刻地剖析了美国的现实，同时又深深地思考着中国问题，并为后人留下了两本游记《夏威夷游记》(又名《汗漫录》、《半九十录》)和《新大陆游记》。

夏威夷之行

光绪二十五年农历十一月十七(1899年12月19日，以下均为阴历日期)，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也是奉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之命，为发展保皇组织而准备赴美国檀香山，再由夏威夷去北美游历。

十一月十八，梁启超乘“香港丸”轮船离开日本横滨，前往夏威夷。十一月二十九，抵达檀香山，忽然听说岛上新发现“黑死”疫病。梁启超登岸后，由于岛上同仁不知他的船期，没有人前来迎接。他语言不通，感到很不是滋味，只好在亚灵顿旅店投宿。晚上，兴中会有人听说他来了，李昌、黄亮等才前来欢迎。

梁启超到达檀香山后，积极参加各种集会、演讲及应酬，名声大噪。但当地却有一家英文报纸攻击梁启超，而梁又不懂英文，很是无奈。另一家英文报纸却登有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梁甚是惊讶。更让梁惊讶的是，文章的作者竟是一位芳龄20的小姐何蕙珍。梁何为此结下一段恋情。

第二次访美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梁启超再次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实现他四年来的愿望，前往北美调查华侨在海外的情况，同时发展保皇会组织。

正月二十三，梁启超从日本横滨乘船出发，二月初六抵加拿大温哥华。梁在温哥华住了近两个月后，前往美国，四月十六到达纽约。到车站迎接的维新会同仁和各界华侨有数百人之多。梁启超随即前往华人戏院演说，以表谢意。在纽约，他住了两个多月，其间去过波士顿、哈佛、华盛顿和费城，在纽约实际上居住不过一个月。

面对纽约大都市的壮丽与繁盛，梁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目眩。但他还是比较清醒地分析了纽约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所产之“怪物”托拉斯的利弊，指出其“由个人主义而变为统一主义，由自由主义而变为**主义”的本质所在，并进而联系到中国，提出“国内托拉斯进而为国际托拉斯，而受害最剧者，必在我中国”，具有一定的警示和启发作用。

四月二十六，梁启超赴亚细亚协会之宴。梁在演讲中指出，中国政府若不改造好，世界和平无望。次日又到该协会总干事赫钦士先生家中访问，谈的都是商业问题和英美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问题。

梁启超在游历了纽约，观光了贫民窟后，发出了“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亦莫如纽约”的叹声，指出在纽约同样可以亲眼看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而这显然是财产分配不均所造成的。据统计，全美财产中的七成属于20万富人所有，另外三成属于7980万贫民所有。富人只占人口的2.5%，财产分配不均已达极点。梁启超由此慨叹道：“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

在纽约唐人街，“杂碎馆”为一大特色。这与李鸿章有关。当年李访美，想吃中国菜，便命唐人街的酒食店选料烹制，并宴请西人，味道极美。可当西人问为何菜时，李鸿章一时想不起，就顺口以“杂碎”称之。不料“自此杂碎之名大噪”，“仅纽约一隅，杂碎馆就有三四百家”，而以李鸿章命名的饭菜也层出不穷，如“李鸿章汤面”、“李鸿章炒饭”、“李鸿章杂碎”等等。梁启超叹道：“合肥(即李鸿章)受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