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很强大！持这种观点的人他家一定不在黄河边上！
治理了，有可能引发河工闹事；
不治理，反正冲不到我家；
因此还是不治理的好，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
裁军他们怕叛乱，治河他们怕叛乱，然而再没谱的意见，一但强大的一种程度，他就是真理，他就能起作用。
疏浚黄河司最终被撤销，治河工作停滞下来。
至元丰四年，黄河在澶州小吴埽决口，北注御河，大致沿着王莽河故道入永济渠，经清河等若干州县后入海，摧毁农田不计其数，损失极为惨重。
同时东流水势大减，河道淤塞更加严重，黄河总体上又恢复了北流的局面。
元祐年间，由于朔、洛、蜀几党忙于内斗，加上财税日渐缩水，冗兵、冗员日多，治河工作成效更差，使得水患频发。
这一次次血的教训，让革新派不得正视治河工程，现在革新派执政也有好几年了，几年来把外部环境犁了一片，至少不用再多提心辽夏趁机进犯了，治河工程便正式提上日程。
杨逸回到东京时，正好赶上一场热烈的治河朝议。
庄严的金銮殿上。百官齐聚，共议治河事宜。
都水监勾当公事李承宗一上来就提出，把今年裁下来的二十万厢军全部征调为河工，并在全国开征河役免夫钱。
所谓的‘河役免夫钱’由来以久，就是向百姓专门征收治理黄河的赋税，此法在王安石施行免役法后，就基本被废除了。李承宗急于求成，又想开此恶例。
别人怎么想杨逸不管，他绝对不同意再开这种口子。今天治河收河役免夫钱，明天打仗又要收战争税，这算什么事？
杨逸出班奏道：“治河工程浩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急于求成只会使得民生凋敝，祸乱丛生。开征河役免夫钱此举更是不可取，自绍圣元年统一税赋以来，朝廷除正税之外，就免去了一切杂税，若是再开此例，必定民心尽失，怨声载道。”
确实，统一赋税。官绅一体纳粮，已经将举国士绅得罪完了，若再开杂税，则普通百姓也必将心寒彻骨，那朝廷可就危险了。
因此杨逸出面反对后。很多人都表示支持杨逸所言，李承宗的提议当即被否定。
然而事情很快又陷入另一个僵局，那就是“北流”和“东流”之争。
自从黄河北流以来，是顺黄河北流，还是将其导回东流，两者之间的争论就没停止过。元祐年间旧党争了十年，没争出外结果来。
现在又来了。
一直以来，黄河中下游的治理，与大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社会问题密切关联，并产生了相互的影响，并非单纯的治河问题。
以前，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在朝廷有大量“冗兵”，而在抗御辽国、西夏的斗争中，却长期处于被动局面；
执政者也自然将对黄河下游的治理、与北方边境的军事防御体系结合在一起；
希望借助黄河这一天险，来加强北方军事防御。
可以说，防御辽国始终是朝野士人在治河工程中、考虑的重要原因之一。
尤其在澶渊之盟后，治河工程的开展，更是多与大宋国策、军策的制定，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大宋以防边为重的基本策略，
总的看来，在以前特殊的环境下，大宋一方面要加强对黄河的治理，另一方面，又希望发挥黄河防御辽国中的重要作用。
也就导致了朝廷长期疲于应付治河与御辽两条战线，在以前的客观环境下，这也是因形势所迫而形成的一种无奈局面。
现在朝堂上再次陷入这种争论，是依然有许多人无法消除、把黄河纳入军事防御体系的想法。
现在辽国疲弱了，大宋在军事上占了上风，那么还需不需要黄河作为军事屏障呢？
杨逸个人认为：需要。
因为你一时占了上风，不代表代什么时候都强大，京城北面除了一条黄河，再无险隘可以凭借。
有些人或许认为“固国不以山溪之险”，而应尽量向外扩张，但杨逸认为，国家强大了向外扩张是必然，但前提是，先把自己的根基弄稳妥才行。
否则你越向外扩张，防线拉得越开，一但有事，京城瞬间就失守，头头脑脑就被一窝端了，这还得了？因此京城还是有所凭借为好。
另外就是，京城若无险可守，就必须驻守重兵，百年耗费多少，谁能计数？
现在主张北流的人，说主东流是“逆河之性”。当初王安石堵住北流，未几年又再次决口就是教训，所以应该顺其北去，加高加固北流沿岸的堤防即可。
而主张东流的人，则认为凭其北流是苟且偷安之计，河北地势平坦，水流平缓，泥沙易于沉积，很快便会变成地上河。
而且北流之后，下游河道等于是加长了一半，若只顾得眼前方便，今后防治起来更加困难。
另外北流经过的都是适合耕作的平原地区，它直接侵占、和间接摧毁了无数良田，给河北民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而且黄河北流之后，是抢占御河和葫芦湖下游入海，御河和葫芦河失去了入海渠道，两河又相继淤塞泛滥。
御河承担着北方沿边漕运军粮、物资的重要职能，也是南方商品流通北方的主要渠道。被黄河抢道后，御河淤塞，漕运功能几乎丧失。
对于“北流”和“东流”之争，杨逸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很少发言，大概许多人到现在还以为，这次治河是象以前一样，修修补补而了事。
但事实上，在杨逸与章惇等人的计划中，这将是一次近似隋炀帝开挖运河一样的巨大工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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