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家鼎要的就是这个，因为《永徽律》上面说的是“与者，减五等。”而笞刑是最轻的刑罚，从笞一十到五十共分五等。现在要钱的只判了四等笞四十，再往下减五等，就超出了最轻的刑罚笞一十，也就不用处罚了。这样一来，就算将来御史等人查案，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来了。

这个案子是这样搞定了，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案子怎么办？

萧家鼎觉得有些棘手，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不过，这个案子倒是给了萧家鼎一个新问题。因为唐律中几乎所有涉及赃物估价的罪名，都是按照绢为标准计算的，而全国的绢价相差这么大，各地的量刑随着绢价格的的变化便有很大的不同；由此必然造成全国量刑标准不一，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肯定是普遍存在的了。因此，应当制订一个关于赃物估价的规定。

萧家鼎专门研究法制史的，他知道，这样的规定唐朝先后制订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唐玄宗开元时期了。由朝廷制订了一个用于全国量刑时折算赃物的统一的绢价，是每匹五百五十文。而在唐朝末期的唐宣宗时期，因为天下大乱，物价飞涨，所以绢的价格也大幅增长。不得已朝廷又一次统一全国的赃物估价的绢的标准。规定每匹绢折算为九百文。而现在的唐朝，这样的规定还没有。

他准备适当的时候向唐临说一下这件事，请他上书朝廷请求作出统一的规定。他的话应该是有份量的。

萧家鼎回到签押房，接着看判词。后面又有几个案子是涉及到赃物估价的。

因为上午已经交代了刑房，以后报送判词，必须全案移送。所以下午的时候，已经报送到萧家鼎这里还没有送交康县令批阅的案子，全部案卷都送了过来。萧家鼎开始看案卷。

正看着，邓县尉进来了，满脸堆笑，手里捧着一叠的卷宗，道：“萧执衣！”

萧家鼎见是他，忙起身道：“邓县尉啊，有事吗？”

“我来给你送案卷来了。”

“哎呀邓县尉怎么亲自抱卷宗来啊？不是刑房的书吏送吗？快快，放在桌子上。”

邓县尉把卷宗放在了萧家鼎的几案上，微笑道：“这个案子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看完之后，就亲自送来了。”

“哦？什么案子让邓县尉亲自送来啊？”

“一件命案，康县令曾经亲自升堂审理此案，定罪之后上报，但是州府法曹认为案子存疑，所以发回了。需要重新审理。这个案子我跟徐司法都是认真审查过的，并觉得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是州府法曹既然都说了案子存疑，那就要好好复审。我们又看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可以之处。又不好问州府法曹到底何处存疑。想到萧执衣是唐司马力荐的，精通刑律，所以啊，这个案子只能请萧执衣你亲自看看，到底有甚么地方存疑了。”

萧家鼎道：“你们都看不出来，我哪里就能看得出来了？”

话是这么说，但是萧家鼎还是饶有兴趣地翻看了一下。邓县尉赔笑拱手，道：“那我就走了。”说罢，他迈步出门走了。

萧家鼎简单先翻看了一下前次上报时的判词，案情是这样的：本县黄岩村的一个姓童的妇人，她的六岁的儿子不见了，她便四处寻找。结果在他们村边的河水里发现了儿子的衣服裤子，便请了人在河水里打捞，结果捞上来一只手臂！童氏从手臂的手腕处缠绕的链子认出是自己的儿子，便到衙门报官了。衙门差役在附近寻找，在不同的地方发现了另一只手臂，还有双脚，以及从腰部砍断成两截的躯干，还有肚肠等内脏，最后，在臭水沟里发现了一个小孩的头颅，经过辨认，正是童氏的儿子。于是捕快便对全村人挨个进行询问，有人说那天看见孩子的叔母赵氏曾经在这臭水沟处蹲着，他还打了一声招呼，而童氏也证实此前曾见到赵氏与人私通，赵氏应该是恼羞成怒，杀死自己孩子泄愤。于是，捕快便将赵氏抓了起来。

康县令亲自升堂审讯，开始这赵氏不承认杀人，康县令动用了刑具，最后这赵氏招供了，说她因为跟孩子争吵，推了他一下，倒地时脑袋撞在石头上死了，她害怕了，就把尸体分尸了，借口打猪草，把尸块和衣服裤子都放在背篓里，到处乱扔。由此破案，原审以故意杀人判处其斩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