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多新闻媒体依然认为《减税法案》损害了花旗的高科技企业，必然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让花旗遭受巨大损失，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正是这部法案让花旗走出了已经持续十多年的金融危机，真正在经济上开始复苏。

此外，在联邦当局的账面上也不是很难看。

随着大批企业回流，花旗联邦当局的税收并没有出现暴跌，只是小幅减少，而且完全可控范围内。

困难肯定有，不过远远无法掩盖充满希望的未来。

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乐观估计，花旗联邦当局将在特鲁尼卸任前，也就是西元二零二六年实现收支平衡。只要《减税法案》的各项条款得到全面落实，花旗联邦当局有望在今后十年之内偿还所有债务。

为此，那些支持特鲁尼的经济学家将此比喻成“第二次新政”。

当然，这只是乐观派的观点。

对于另外一派经济学家来说，《减税法案》根本就不是“新政”，而且把花旗从西元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并不是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争产生的巨大损耗。

用这些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哪怕二战没有在欧洲爆发，花旗也会在十年之内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以此消耗掉国内过剩的工业产能，通过战争来创造市场需求，从而让众多在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的企业获得生存下去的订单，让大量产业工人保住饭碗，最终让经济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由《减税法案》带来的繁荣只是暂时的，甚至是假象。

很简单，花旗的繁荣，其实是通过让资本回流，为本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本国劳动者的收入来扩大本国市场需求，从而实现经济层面上的繁荣。与此同时，那些流失了资本的国家却处在水深火热当中，不但其国内工人将面临失业威胁，其国内市场也必然会随之开始萎缩。

结果显而易见，花旗保住了自己的利益，却损害了全世界的利益。

这样的局面能长久维持下去吗？

问题没有爆发，不等于不存在。

其实，在某些方面，由《减税法案》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了出来。

去年，郁金香国通过脱欧公投，继大不列颠之后，成为第二个从欧洲大家庭里搬出来的成员。虽然郁金香国只是一个人口不到两千万的小国，但是经济规模在欧洲排第五，还是欧洲大家庭的创始成员国，而大不列颠并非创始成员国。也就是说，郁金香国脱欧的政治影响远在大不列颠之上。

说得严重一点，如果没有奇迹发生，已经存在数十年的欧洲大家庭很有可能在几年之内土崩瓦解。

导致郁金香国脱欧的关键原因，就是欧洲各国在减税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做为小国，郁金香国坚决反对减税，而且绝大部分公民都不愿意失去福利保障。可是对于人口多得多、经济规模大得多的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高卢与日耳曼来说，不减税就是坐以待毙。在高卢与日耳曼强行推动减税措施的情况下，郁金香国的左翼政党发起了脱欧的全民公投。

显然，这就是欧洲面临的最大问题。

高卢与日耳曼坚持进行社会转型，执政的右翼政党更是积极推动减税措施，以此跟花旗进行抗衡，保住至关重要的高端产业。以郁金香国为代表的众多小国，特别是在高端制造业领域没有多少建树的欧洲国家坚决反对减税，认为减税损害的是国民利益，满足的是大企业与大资本的胃口。

虽然高卢与日耳曼是欧洲的领袖，也是欧洲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但是它们挑战的不是身边的那些小国家，是大洋对岸的花旗。显然，不管是经济实力、人口数量、资源规模等各个方面，高卢与日耳曼的差距都太大了，哪怕高卢与日耳曼全面联合到一起，也就是成为一个国家，跟花旗也不在一个级别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分裂已成定局，郁金香国脱欧仅仅是开始。

当然，叫苦不迭的不止欧洲国家，而是全世界，首当其冲的就是众多发达国家。